旗呐喊。

　　这也是为什么当朝廷侦办张家口通敌案时，山西商人宁可抛出那些替罪羊，接受皇帝的处罚，也不愿意同朝廷决裂。

　　因为到了崇祯二年末，大明的商人们大部分都认为，皇帝所主导的这场改革，正在让他们的地位稳步上升，而他们的财产也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虽然这场改革使得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官商失去了对盐、铁、军需等生意的垄断，但是却为大多数商人放开了贸易限制。而此前大商人利用会馆、行会制度控制中小商贾的封建依附关系，也正在逐步去除。

　　这种商业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使得原本以地域和行业连接在一起的商人松散联合体出现了分裂，想要打破旧有商业规则的商人们，自然就成了改革的支持者。

　　而汪逢元、常万春、胡广元等直接同皇帝接触的商人们，则把目标定得更高了些，那就是追求自己，不，应该说是追求他们所领导下的银行的政治地位。

　　他们希望银行可以成为户部下属的一个半官方机构，而不再是一个寻常的商号。如果说他们创建银行时，不过是为了响应皇帝的号召以赢得皇帝的信任，从而获得皇权的保护。

　　那么两年过去之后，这些沉浸于商海多年的商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所创建的这个银行并不是一个单纯向皇帝报效钱财的玩意，而是一个不断吞噬金钱，也能不断创造更多金钱的摇钱树。

　　如果能够让银行在他们手中传承下去，是足以让他们的后代吃上数代乃至数十代的百世基业。正因为看到了银行业的光明前景，因此包括汪逢元在内的银行股东们，都希望银行能够发展成一个能够保护自己不被权力掠夺的强大机构。

　　还有什么比一个被朝廷需求却又独立于朝廷之外的机构，更能保护他们这些人的财产不受到权力所威胁呢。

　　汪逢元、常万春、胡广元这些最先醒悟过来的商人们，选择了支持皇帝推动的这场改革，而他们的付出也终于得到了一个初步的回报。

　　崇祯愿意以投资回报的形式给予他们战争红利，他们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远比崇祯讲述给予他们战争红利的内容时更为开心不已，因为这是一种新规则建立的开始。

　　而朱由检并没有注意到三人复杂的心理变化，他一边思索一边自顾说了下去，“…过去两年时间里，朕相信你们对于银行这个行业，也算是有了一个初步了解了。

　　而从去年初开始实施的黄金和白银比兑交易，想来大家也算是对什么货币有一个基本认识了。朕这里还有一份《国民财富-对国民财富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这是过去一年里朕让上百名学者、调查人员对北方各省进行调查后编写的一份经济论述著作。

　　当然，这还是初稿，其中的错误和疏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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