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工作还是非常具有热情的。不过对于快要滑落到历史底部的大明国运来说，有些事情光靠热情是不够的。而黄立极的才具不如张江陵多了，如果不是有皇帝的极力支持，他估计自己早就被那些清流给掀翻了。

　　在几次关键时节，要不是崇祯亲自出手打压和分化了旧东林党和清流的势力，黄立极就连朝堂上的平衡都维持不住。虽然现在的内阁责任制度过了改革初期最不稳定的时期，但是内阁责任制所带来的压力，也让黄立极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毕竟在改革之前，内阁不过是皇帝用于拟定旨意的幕僚机构，虽然在200多年来的内阁存在历史中，文官窃取了不少行政权力，但是这种窃取的权力并没有用文字规范下来，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

　　而司礼监拥有的批红权力，又大大的替内阁文官分担了责任。因此内阁阁臣若是如严嵩、徐阶、张江陵这样出色的文官，他们就能联合司礼监太监，在皇帝的默许下行使近乎于丞相的权力。

　　但是如果自身能力不够出众，又没有什么权力欲，只是按资排辈走到了内阁首辅的位置，那么完全可以做一个对着皇帝唯唯诺诺的三旨相公。这个时候朝廷要是出现了什么错误的政策，那么挨骂的就是皇帝自己了。

　　但是内阁责任制度改革之后，朝廷颁发的政策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舆论就会很明确的指向首辅黄立极，他很难再把政策错误的责任推给司礼监或是皇帝身上。

　　如果他侍奉的是万历皇帝，以这位皇帝不欲多事的个性，他的日子倒也没有眼下这么难熬。崇祯的性格显然和他祖父大相径庭，在他的脑子里总是有着层出不穷的想法。

　　在朝堂上他推动着政治上的改革，在社会风气上他批判南方士绅文人所推崇的精致而奢靡的日常生活，在教育上他遵崇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学术上又提倡学以致用，并对张衡、僧道衍等人赞赏不已。对于工商业的鼓励，更是让近畿一带冒出了许多新事物和新问题。

　　这使得黄立极不仅要一边盯着那些反对新政的官吏士绅，还要时时注意着市面上冒出来的新问题，究竟会不会对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这种每天都在走独木桥的感觉，让黄立极实在是感到有些心力憔悴了。

　　而正当他艰难的维持着大明这部国家机器的运转时，突然传来今年有可能同后金作战的消息，这就如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让他匆忙赶来求见了皇帝。

　　听到崇祯似乎对于战争的兴趣不大，固然是让他有所放心，但是他还是有些疑惑的询问道：“后金汗刚刚处置了二贝勒阿敏，难道不应该呆在沈阳城内防范和消灭那些阿敏的忠实部下，好巩固他对于后金的掌握吗？为何陛下会这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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