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过奖，朕看了不少书籍，倒也知道一个道理，治国之首要问题，还是在于选官。

　　大明治下的土地是如此辽阔，从最南端的马六甲海峡到北京，也要耗费二、三个月之久。在目前的交通条件之下，指望中枢对地方大小事务一一管理到位，显然是不现实的。

　　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凭借着朝廷赋予的权力，在地方上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了，要不然百姓也不会将县令称之为百里侯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朝廷任命的官员出现了问题，不仅是地方上的百姓遭殃，朝廷的威信也好受到极大的损害。

　　毕竟在百姓眼中，这些地方官员就是代表着朝廷。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百姓视为朝廷的意思。

　　本朝自开国以来，就恢复了唐宋的科举制度，以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作为读书人的进身之阶。这些人读的虽然是圣贤书，但是他们心里究竟有没有把经书里的道理真正放进心里呢？朕以为大多数人应该都没有，他们不过是将这些道理当做敲开仕途的敲门砖，进入了仕途之后便将之抛掷脑后了。

　　即便有些人整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说什么：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是在这么道貌岸然的口号后面，不是在家中依靠几封书信就想破坏朝廷的人事制度，就是拿着国家税收邀买人心，又或者抱团结党打压异己。

　　这样的人才选拔出来究竟对于国家有何益处？所以朕才不顾大臣们反对，建立了小学、中学、大学的学校教育体系。朕希望，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学校教育体系要覆盖全体国民，让大明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基本的教育，教会人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只有当每一个大明人都能够了解圣人讲述的道德是什么，那些读了几本经书就想要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才难以惑乱天下。朕以为，人民应当用自己的头脑去分辨对错，而不是依赖于士绅老爷们和那些读书人的头脑去判断，否则我们永远都看不到大同世界的到来。”

　　王朝聘心中有些不安，他感觉皇帝的**似乎太大了些。即便是大明最为强盛的时期，也没有那个皇帝会想着把教育覆盖到全体国民身上，哪怕这种学校教育教授的内容要比书院浅显的多。

　　而在这个略显夸大的目标背后，更让他担心的是，皇帝对于书院教育的排斥。他不得不试图为大明现有的书院教育进行辩解道：“陛下，学校教育虽然容易培养出一大批读书写字的人员，但真正能够研读经义的大儒，实实在在都在于各地的书院之内啊。

　　比如我湖南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到今日已经延续了将近七百年。历代都有学者在书院内讲学，学术之盛并非初建不久的学校体系可以比拟的。

　　陛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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