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朝会中可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臣僚提出意见，再由皇帝作出裁决。当然如果某些官员认为皇帝作出的裁决并不合适，那么他也可以死缠烂打的同皇帝对峙下去，即便朝会上大多数人支持皇帝也没关系。

　　毕竟在这些官员看来，自己是在为民请命，有着身后亿万百姓作为后盾，哪怕他们在朝会上得不到支持，真理也是在他们手中。

　　不过自从皇帝废除了给事中驳回圣旨的权力之后，这种死缠烂打的模式渐渐就不流行了。而且在国务会议上。皇帝基本还是遵从于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除了极个别的事务才会采用乾纲独断的模式。

　　这种议政模式的改变，使得参加国务会议的大臣们基本不再视自己的意见为摆设，发言和投票时的积极性也比过去高了许多。当然，在这种决策方式改变的背后，意味着国务会议上作出的决策地位已经高于了内阁的决定，国务会议成为了大明朝最高的决策机构。

　　在过去，朝会虽然是群臣同皇帝议论政务的场所，但是朝会作出的决定并不高于内阁的决定，甚至于有时候皇帝迫于朝会形势承认的决策，往往又会在事后反悔，通过内阁来进行修正。

　　国务会议的制度化，不仅利于皇帝进一步集中权力，但是在某种方面而言，也让大明的官员可以不必再获得皇帝的首肯，通过国务会议的众议决定，从而转化为国家的方针政策。因此对于大明官员来说，国务会议这个制度依然是利大于弊的，哪怕是刘宗周、左光先这些前东林党人，也无法正面挑战这个新兴的议政决策制度，毕竟这一制度维护了大多数高级官员的利益。

　　因此在投票结束之后，站在反对铸币法案立场的大多数人虽然不满于这个结果，但也只能声称自己不会改变立场，而不是死活不让会议继续召开下去。因为那就意味着皇帝都不需要继续同他们商议，而是可以直接通过内阁发布命令了。

　　朱由检毫不理会下方这些神情灰暗的失败者，有条不紊的继续推进着自己的意志，“既然大多数人已经选择了支持铸币法案通过，那么内阁、户部连同三家银行回去后正式出一个报告上来，研究下正式的文本如何颁行。

　　户部除了抓紧制定落实这铸币法案之外，还要同冯铨所管理的总理衙门一起，对于目前我大明海外的各属国及东协各成员国进行协商，商议各国在大明中央银行开通结算账户，以进一步简化我们同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结算方式。

　　户部和总理衙门应当协助朝鲜、日本、越南、柬埔寨、暹罗等国建立各国的中央银行，并要求这些中央银行将本国的金银储备运输至北京的大明中央银行金库，今后我国同各国之间的军火及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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