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最早的记录出自两汉儒家教义的纬书中，比如“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春秋纬》)，“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礼纬?斗威仪》)。

　　但是真正让人参成为一种药物，却是从《神农本草经》开始。随后出名于东汉时期，名医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

　　这本书中共有113个药方，其中含有人参的配方达21个，占总方的18．6％。并论述人参具有“温补、滋润、强壮、强精、保温、增强视力、安定精神”等作用。

　　到了明代，随着温补学派的兴起，人参终于走上了神化的道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认为人参能治各种疾病，包括：“男女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痿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诸病等”。

　　但是在明代，人参大多产于山西太行山一带的上党，大明的医者也同样认为，上党人参其质性优于百济的高丽参及辽东参。

　　不过因为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太行山上的森林资源由于大量被砍伐，因此最为出色的上党人参和紫团参开始渐渐稀少。

　　再加上当地的人参太过出名，官员们总是对当地的参农巧取豪夺，闹得当地百姓以人参为害，便把参园开垦为农田，上党也就不再出产人参。

　　但是随着本草纲目的流传，中原地区对人参的需求开始不断增长，于是大明参商便把目光转向了辽东。

　　辽东长白山山脉和乌苏里江流域一带森林茂密，物产富饶，盛产人参。到了万历末年，中原地区对人参的巨大需求，诱发了东北女真人人参采集业的产生。

　　仅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在广顺、镇北二关交易中，人参一项即达3619斤，计值白银三万余两。此外，明朝和女真人还因为人参贸易爆发过多次冲突和争端。

　　万历三十七年(1609)，明朝因故将与女真互市的边境市场关闭，此举导致女真的人参产量过剩，堆积的人参多至十余万斤，最后全都腐坏。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努尔哈赤发明了蒸煮法保存人参。从此，人参开始易于保存，为人参的广泛流通创造了条件。

　　到了现在，每年辽东的人参产量约8、9万斤，且90%以上都是野山参。而辽东人参的出售收入，也成为了后金的一大财源。

　　因此女真八旗对于人参采集业的控制，也到了非常严格的状态，采参业的特权主要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八旗分山采参，然后朝廷统一收购发卖。

　　为了控制人参的数量和维持人参的价格，女真人禁止人工种植人参，把人工种植的人参驳斥为伪劣品，对种植人参者予以重罚。

　　唯一能对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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