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取代朝廷在地方的官府，成为当地的权力中心。
朝廷之政令如果出不了京门，地方上一边借着朝廷的名义横征暴敛，一方面又拒绝向朝廷缴纳正常的税赋，还有人道貌岸然的公然煽动民众对抗朝廷，说朝廷不体恤百姓，是苛政猛于虎，这样的人究竟是想要做什么？毕卿不妨为朕解说一番？”
毕自严顿时沉默了下去，他不是对民生一无所知的士大夫，反而因为熟悉实务，被东林党人认为是少有的通晓经济的官员。
崇祯所说的这些民间弊况，他不是有所耳闻便是亲身接触过。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士大夫，从小学习的便是儒家的这一套治国理论。
自董仲舒、朱熹等学者对儒学不断的注解之后，儒家的礼教治国加上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已经在大明正统的士大夫教育中根深蒂固了。
地方官府尽量不去干涉百姓的生活，让他们安居乐业。除了极少数的刑事案件，大部分民间发生的纠纷，最好能够让地方缙绅、宗族内部消化，不要把矛盾上交给地方官介入。这就是大明的政治正确。
也因此，在大明每六年一次的京察中，官员在任内的诉讼案件数量，也成为了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就是所谓的政通人和，当然有些无能的官员便以此为借口，拒绝接受百姓的诉讼，来作为自己的政绩，那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了。
毕自严虽然比这些无能的官员要强，认为平息诉讼还是要立足于解决民间的矛盾上，但是他也脱离不了，把这些矛盾交给地方宗族自行处理，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使得百姓恢复过去的淳朴习俗。
但是这在崇祯看来，所谓的道德教化和恢复淳朴习俗，无非就是一个愚民政策，和让人安于本分，遵从于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罢了。
简单的来说，大家都知道红烧肉好吃，儒家认为如果每个都知道了这个事实，就会人人都想弄红烧肉吃，没人愿意吃糠咽菜了。
红烧肉一共就这么多，白米饭也只够一小部分人食用，大部分人平日里只能吃糠咽菜。如果人人都想吃红烧肉白米饭，不愿意吃糠咽菜，岂不是天天都要进行斗争。就算有人一时侥幸吃到了红烧肉和白米饭，但是下一顿是不是还有的吃，谁也没有把握。
于是吃着红烧肉的士大夫们认为，只要让大部分人不知道红烧肉是什么滋味，甚至于认为红烧肉白米饭同糠菜窝头没什么区别，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纠纷了。
而为了能够长久保持自己吃红烧肉白米饭的权力，他们又制造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由上至下给最下层的民众带上了从肉体到思想上的枷锁。
只要民众保持对于封建礼教的敬畏，对于外部世界和社会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他们就必然会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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