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雕龙宝座上的崇祯，默不作声的看着，下面殿中近百名争论不休的官员们，而两侧近八成官员还在观望着，似乎只要殿中的官员没有决出一个胜负来，他们就不愿意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他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领导一个团体的政治力量不是左派便是右派，而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只能被团结了。
相比起不惮于表明自己政治倾向的左右两派，没有倾向只想站在胜利者一方的中间派，虽然有着决定胜负的力量，但是却无法领导整个团体的前进。
就比如在这个朝堂之上，虽然持有中间立场的官员占据了官员总数的近八成，但是决定这场争论的却是剩下的两成官员。
支持新学和支持旧学的官员就如同团体的左右两派，他们之间爆发的争论，完全带歪了之前朝会上的风向。
这种局面不要说崇祯没有想到，就连那些在朝会上发起上书的官员显然也没有想到。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人在意议题偏离了原本的方向，而是都竭力想要压倒对方，保证自己所处的团体不落下风。
当首辅黄立极站出来主持朝局，请求崇祯出面作出决断时，倾向于上书官员的钱龙锡、胡应台等人，也随之出列请求皇帝作出一个公允的决断。
面对这个局面，朱由检倒是反而谨慎了起来。原本他倒是不介意同这些代表南方士绅利益的官员正面冲突，但是当他们把争论的重点集中到新旧学之争的问题上，他倒是不好再轻易的表明自己的态度了。
自国初确定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朱熹的地位就被神化了。他也是唯一一个不是孔子亲传弟子而配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之人。
《四书章句集注》之所以有，“上承经典，下启群学，金科玉律，代代传授”的地位，归根结底不在于它在学术上的成就，而在于朱熹写作这本书时所抱有的政治目的，让“圣经贤传之旨，灿然复明于世“，作为“政教“的范本。
总的来说，便是通过对国民思想上的道德教育，以维护一个符合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等级社会。这种构筑于道德上的精神世界，便同西方构筑在神学上的精神世界一样，都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
而中国人建立在道德上的精神世界远比西方宗教构建成的精神世界要坚固的多，毕竟中国有文字记载的记录远比西方人漫长的多，任何一点细微的改变，都会遭遇到引经据典的反对。
而朱熹所生存的时代，同样是一个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封建王朝末代，他所见到的土地兼并之风大起，道德沦丧、教化不行的世情，在这个时代同样正愈演愈烈。
因此在一些士大夫眼中，唯有重新尊崇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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