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商人不过是提供金钱的一头奶牛，主导局势的依然是士绅阶层。东林党人会维护商人的经济利益，但是绝不会去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因为这显然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江南商人发家之后便想要改换门庭，把自己从商人向士绅阶层提升。而又因为有了这条上升通道，使得商人阶层始终无法以整体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的商业经济已经濒临工业革命的前夕，但是却始终无法跨出最后一步。因为商人提升为士绅的通道，就像是一个减压阀一样，不停的把商人膨胀起来的势力转化为地主士绅的力量。

　　在这种状况之下，商人积攒下来的财富并没有转化为新的财富之源，也就是工业资本。反而投入到了土地市场中去，把自己变成了封建地主的一员。新地主的出现，必然是以夺取自耕农和小地主的土地为开端的。

　　也就是说，只要还有自耕农和小地主的土地可以剥夺，那么商人就不会缺乏上升通道，那么商业资本就不会转向其他方向。但是按照中国的历史惯例，失去土地的农民达到了一定程度，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便应该拉开帷幕了。这也是为什么，明朝是无法自然产生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了。

　　而对朱由检来说，江南士绅同商业资本的结合，不仅仅阻碍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政治集团的势力实在是过于庞大了，江南地区差不多都快成为国中之国了。

　　他又不是满清，可以用武力把整个江南的人口全部清理一遍，然后按照自己的要求再去规划发展江南的经济和政治。

　　于是乎，他便不得不以商人代表大会的形式，让商人阶层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抬高他们的政治地位。

　　当一个被地主士绅视为提供金钱奴仆的团体突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第一个反应必然不会是要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而是被激怒的想要立刻消灭这个声音。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一直都是如此。

　　老实说，以大明商人贪图安逸的性格，且各自抱团排外的短视，一定不会是那些团结在儒家学说旗帜下的地主士绅的对手。

　　比如说，就像现在，为了一点经济利益，各地的商人已经在会上差不多要撕破脸了。不少偏激的商人代表，甚至叫嚷着要恢复水关，不能让江南的商人毁了本地农户的糊口饭碗。

　　江南商人一边驳斥着这种说法，一边却提请禁止南北海运，理由是海运的运费过于低廉，因此现在大运河上的货物不断减少，导致不少依靠运河为生的力工失业，实在是江南不稳定的一大因素。

　　当然某些商人更希望能够把京城研发的各种纺织机器给封禁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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