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这次大家中标的数量。

　　这些日本商人的到来，让京城的商人们终于明白了两件事。一、日本果然如报纸上所说，是一个有着众多银矿的国家；二、能够获得这次同日本商人交易的机会，就等于是获得了今后三年同日本商人进行贸易的权力。

　　但凡人在京城，又有实力的商人或是商号，都纷纷赶往了中央银行，准备了解这个所谓的招投标，是一个什么样的章程。

　　汪逢元倒是很好说话，他告诉这些上门来的商人们，作为中央银行的董事会主席，他必然是要照顾中央银行的顾客的。

　　这些日本人采购的物资将会分为两批，第一批是利润较高的种类，凡是在中央银行开设了10万两白银账户的个人或商号，可以先参与一次秘密投标。剩下的种类才会进行一次公开招标，但是每个投标者必须出示一份任何一家银行保证过的保函，价值不少于5万两，作为完成交易的保证。

　　通过了这次日本商人的采购事件，崇祯进一步打击了市场上对于白银的信心。顺便还替中央银行补充了一部分资金，也让更多的投机者参与到了对赌黄金上涨的一方来了。

　　经过了这一事件，黄金期货市场也好，民间的黄金价格也好，终于开始了缓慢但是持续的上涨过程。而三家银行的股东们，也终于意识到了，光凭朝廷颁发的黄金法案，是无法左右大明市场上黄金的走向的。

　　三家银行再次向股东进行了动员，筹措和扩张了银行本身的资本。其中以山西银行扩充的资本幅度最高，山西银行最初成立时仅有350元的股份。年前因为黄金法案，扩充到了600万元。

　　但当这些山西商人们意识到，如果不能在黄金市场上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他们此前投入的资本也可能受损之后，便迅速把股份扩张到了2000万元。曾经掌握了山西银行一半以上股权的三德堂常家，不得不让出了一部分权益，掌握的股份降到了总股本的四分之一。

　　而此前只是凑个分子的蒲州张、王两家，则借着股本扩张的机会，让两家掌握的股权达到了%。原本山西银行中拥有主事权力的常家，现在则只能听取各位股东公论了。

　　山西银行出现的这种状况，让常家不少子弟深感不满。他们认为常家退让的权益实在是太多了，有汪逢元的例子在前，不少常家子弟也梦想着，常家能够化商为贵，也弄个爵位来改换下门庭。

　　虽然常家在地方上可以说一不二，他们这些子弟感觉不到自家同那些官宦之家有什么区别。但是出了家乡，他们这些商人子弟在别人眼里还不及乡间的一个穷秀才地位高。这种心理上的反差，足以让人失去心理平衡。

　　和常家相比，汪逢元不过是个刚发迹没几代的暴发户而已。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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