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军队武备上，也着实有不错的见解。

　　他刚刚接手山西巡抚的时候，并没有因为陕西、山西分属不同地方，而打算对陕西灾情置之不理，把这些灾民拒之门外。因为他很清楚，陕西、山西中间只隔着一条黄河，沿河上千里，不是一个分兵把守就能杜绝这些陕西灾民入境的。

　　而一旦陕西民变不可遏制，裹挟灾民的乱民一定会企图冲入山西就食，那么山西最为富饶的河东地区，必然会毁于一旦。

　　因此对于朝廷颁发的赈济陕西灾民的命令中，迁移一部分灾民入四川、河南、山西就食，并计划兴建各种工程以工代赈。他还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对于朝廷任用杨鹤招抚陕西流贼，以试图安定地方，他却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洪承畴看来，灾民同流贼之间的界限其实非常的分明，受灾之后能够等待朝廷救济而不敢触犯法律的，便是灾民。而试图裹挟灾民攻击地方大户，以夺取粮食财物自救的，便是流贼。

　　灾民的人数虽然浩浩荡荡，但是只要没有流贼居中号召组织，那么朝廷只需要派出几名小吏就能安抚指挥。但是一旦有流贼居于其中，那么便是一点火星溅射在了一堆干柴上，不燃烧完毕，是无法熄灭下来的。

　　而流贼就如同瘟疫一般，一旦灾民被流贼裹挟开了几户庄园又或是某个县城，那么这些灾民便很快失去了对于朝廷的敬畏之心。就如同游荡在陕西各地野外的野狗，这些平日里守家护院的家犬，一旦尝过了人肉的味道，便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人类忠实的伙伴了。

　　因此洪承畴以为，对于陕西灾民朝廷应当予以赈济，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举旗造反的流贼，则应当尽数剿灭。以朝廷现在的经济能力，根本赈济不了全陕西的受灾百姓，那么剿灭那些流贼，不仅可以极大的震慑受灾百姓，更可以减少朝廷赈济的对象。

　　更何况，在官军强势围捕中才肯受抚的流民军，再把他们分散安置到陕西各地灾民中去，岂不是给了这些流贼东山再起的机会。一旦朝廷运往陕西的赈济粮食短缺，便是陕西各地灾民变乱的开始。

　　洪承畴把自己的担忧写成了一封奏折，希望能够引起朝廷执政大臣和皇帝的注意。虽然朝廷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建议，但还是做出了一些招抚政策上的改变。

　　比如调走了流民军中最有号召力的那些中高层领袖，又把被招抚的流民军编制为边垦团，遣离了陕西地方，同灾民聚集的地区进行了隔离。

　　虽然朝廷做出的应对同他设想的不同，但却也算是极大的减缓了陕西再次变乱的隐患。不过最让这位山西巡抚感到惊讶的，还是刚刚建成的这一小段铁路之后获得的回报。

　　对于修筑一条铁路来说，虽然山西的地形对修筑铁路不是很有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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