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官物等都是“好人干不了，干的没好人”的差事；第二，没有这些吏胥的恶，怎么显得出科举出身官员们的好。

　　正因为存在了这种不可言说的阴暗心理，所以士人们越是鄙夷吏胥之流，就越是不愿意面对解决吏胥的问题。而不允许吏胥参加科举，更是把这种偏见发展到了极致。

　　不同的衙门，各种条例都是积年而成，动辄上百上千卷，只有吏胥最为熟悉本衙门的规章制度，乃至本衙门的业务，他们父子相传，牢牢的把持着这些衙门的实务。如果再让他们参加科举，进入了仕途，那么岂不是让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士人成为了摆设。

　　这种事情自然是断断不能让士人容忍的，而且即使像苏轼那样饱学的士大夫都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连苏轼这样的大文士都不仅不读法律法令，而且大有不屑一读的意思，其他士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到底，这些只读圣贤书的士人，害怕与这些娴熟于庶务的吏胥展开竞争罢了。他们需要吏胥替他们做这些庶务，但是又不愿意给这些吏胥出头的机会。

　　几位大学士对这些事虽不说了如指掌，但也可以说心知肚明。但是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却是和儒家经典的教诲相违背的。

　　这也是几位大学士现在面红耳赤却无法张口的原因，不过张瑞图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他压低了声音对着黄立极说道：“陛下不知道吏胥之害，难道首辅你也不知道吗？让吏胥进入仕途，今后我辈岂不成了和吏胥同流合污之人，如果今后有吏胥考上了进士，乃至榜眼、状元，我辈士人的颜面何在？就算陛下说的不错，首辅你也应当力拒之。”

　　黄立极翻了翻白眼，张瑞图的话虽然不合圣人教诲，但是相当的现实。不过黄立极也很清楚，让吏胥参加科举，虽然有损大明士人的颜面，但是对于接下来他所要推进的行政改革却是大有好处。

　　正如崇祯对他所言，让吏胥参加科举不是目的，给这些整天无所事事的士人找点事情做才是目的。现在的大明官吏，官员除了捞钱就是整天想要批评奸臣来获取名望，好让自己加官进爵。

　　而小吏则是天天想着，如何盘剥小民，欺瞒上官。如何在官员和民众之间操纵权柄，以获取利益。

　　指望这样的官吏去推行改革，无疑是在痴人说梦。只有让这些官员有紧迫感，小吏有压力，接下来的改革才能落实下去，而黄立极也才能做一个货真价实的内阁首相。

　　废除吏员的世袭制度，规定各衙门吏员的数量，并给予这些小吏以进入仕途的希望。天下官吏反对改革的声音才不会这么大，毕竟地方上做事的都是吏胥，而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大多是浮在表面而已。

　　大明朝最不缺乏的就是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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