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脑子想着发财的投机客，被流放至此的天主教徒，傲慢而英勇的东岸军人，来自苦寒之地的土包子，当然也少不了本地的汉族商人或士绅，大家互相不习惯（或者说歧视）却又不得不互相相处，时间长了人们的思想、习俗、观念和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微小却深刻的变化。

　　如果说东岸与欧洲在经济商业上的交流，促使欧洲人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的话，那么定海港这座商业重镇每天所发生的文化碰撞，大概也间接促进了县里乃至宁波府部分汉族开明士绅商人阶层的“睁眼看世界”。东岸人在不经意间，竟然被动充当了在东西方两大世界间传播文明的大任，世事之离奇，大概莫过于此了——欧洲人在想方设法研究东岸流出的机械和动力技术，而宁波府一些有钱有暇的士绅子弟（多为投靠东岸的维稳会士绅子弟）也开始重金求购东岸本土的一些出版物，比如报纸、杂质乃至小学教材等。

　　或许有人说他们是想研究“东学”以更好地服务东岸老爷，但不管怎样，这些人在客观上接触了更为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假以时日，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文明传播的威力不可小视，尤其是在上头并没有一个禁锢他们思想的政府的情况下——东岸这个外来政权纵有百般不是，但有一点，行事公平、赏罚分明、待民宽厚，且不禁绝各类稀奇古怪的想法，更不歧视商人和工匠（相反还鼓励），只要你不去触及他们的底线，你干什么都行。毕竟他们这个政权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搜罗移民，其次是搞搞商业，其他的暂时还懒得管。

　　好吧，言归正传。话说台湾银行这半年多来连着与荷兰红毛做成了好几笔大生意，尤其是荷兰本土的训练抵达巴达维亚，且大洋上东南风起的时候，数量多达八艘的荷兰商船从东南亚满载稻米抵达定海港，与台湾银行之间展开了生丝茶叶换粮食的贸易，合作相当愉快；此外，大员港那边的台湾银行总部——目前由韩银、桥口顺之助二人暂领——也收购了相当数量的台湾蔗糖、樟脑、檀香木、虫胶等商品，并运回宁波府等地销售。

　　这些生意的完成使得台湾银行总计获得了约十一二万元的利润，财务状况比起去年（1659年）年底时大有好转，因此这才有他们斥资一万多元买下了江边的这座天主教堂，并将其改建为台湾银行定海分行新总部的举措，实在是兜里有钱底气足啊！

　　而且，随着生意规模的越来越大，宁波府乃至登州府一帮跟着做生意的客户，也开始在台湾银行内开设专用账户并存入一定量的现金，这又大大增强了该银行的资金实力。君不见，定海县大商人钱某刚刚投资了两座大砂场，所需款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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