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袁可立的惊讶，朱由检并不在意。区区2500万两白银，江南豪族怎么会拿不出来。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后，从这座城市的勋贵、官僚、宦官、商人手中就拷掠出了7千余万两白银，这还是上交给李自成的公开财物。

　　朱由检是不相信，在一个军纪败坏的军队中，军人会把抢掠来的民财都缴纳归公的。即便是当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也是经过了无数的纪律整肃，才把一只农民武装变成一只纪律整然的革命部队的。

　　而这还是在共产党人以清教徒的自律方式下，才取得的伟大成果。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领袖进入北京后，便迅速腐化堕落，那里还能约束的住部下往自己口袋里装金银。

　　因此，李自成的起义军从北京城的缙绅富户手中拷掠出了7千余万两白银，最起码还有三分之一数量的财物，是落入到了起义军将士手中的。因此光是北京城，所拥有的金银就起码超过了9千万两。

　　号称聚集了大明三分之一财富的江南地区，怎么可能会拿不出2500万两白银。外面虽然不过只有30多个官员，但是他们背后起码同上百个江南豪族大户有着姻亲关系。真要较真起来，抄上一回家，也并不是凑不齐这2500万两白银的。

　　不过一来这3500万元国债，乃是为了预备增发的纸币准备的，并不是给这些江南缙绅赎罪用的。二来想要进行一场工业革命，就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一个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市场。

　　对比起海外充满了不确定风险的外贸市场，一个成熟而又稳定的国内市场，显然是工业革命初期最为需要的存在。

　　苏州府额定税粮约250万石，松江府约96万石，常州府约76万石，嘉兴府约62万石，湖州约47万石，以上五个地区的额定税粮总计约531万石，约占全国额定税粮收入的五分之一弱。

　　到了崇祯元年，苏州府应收税粮已经发展到了350万石，松江府也发展到103万石。虽然这两个地区都有拖欠现象，但是两地的税收加起来达到了大明田赋总额的六分之一，已经足以证明，这两个地区的税收完成度，已经足以影响到大明财政的支出状况了。

　　这也是为什么，苏松可以代指江南地区，而江南官绅对于朝廷的影响力会这么大了。毕竟在江南缙绅眼中，大明朝廷完全是靠江南的税赋养着，难道还不允许他们对朝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吗？

　　而作为全国税粮第一第二的地区，苏州每亩税粮是三斗八升六合，松江是每亩税粮二斗四升二合。这种固定税额制度，使得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也难怪这些江南官绅能够煽动起平民的不满来了。

　　虽然崇祯头痛于江南缙绅的偷税漏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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